…陵夷至于暴秦，燔经书，杀儒士，设挟书之法，行是古之罪，道术由是遂灭。
发现了天理的程颢说，人与万物本来一般，因此，要放这身来，在万物中一例看[12]，这说明人与万物是平等的，人没有任何特殊权力高居万物之上，更没有权力奴役和主宰万物。他也讲境界，但他认为，真正属于境界形态的是道家而不是儒家，儒家兼有境界与存在，而以存在论为主要形态[1]，它必须有一个超越的根据，即绝对实体。
但是，这种说法的背后似乎隐含着某种更重要的前提性看法，不能只从功能上说。天地连用，更说明它不是神，而是自然界。这就落到人的问题上了。如果天命是上帝的意志，人何以能知？天有神性，但已不是人格神了。儒家论天，是为了说明人，而不是相反。
就其天地以生物为心而言，自然界是无心的。信仰属于人类的精神生活，但精神生活有宗教的、有人文的，不能都归结为宗教信仰。自然界的生命意义在于生生之德，自然界的目的性在于善（《乾·文言》：元者，善之长也。
但是，《易传》的充德广业之学，将德性与知性结合起来、统一起来，形成整体互动的关系，而不是只朝着一个方向发展，更不是向知性一面发展。由此往后，才有夫妇、父子、君臣等家庭、社会关系，由此便有仁义之性，礼义之措。《系辞传》与《说卦传》都讲到三才之道，将天、地、人并立起来，视为三才，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，这足以说明人的地位之重要。当《乾·象传》说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《坤·象传》说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时，就不仅仅是法天、法地，即效法天地之义，而是变成了人的内在需要，人的生命目的本身。
《易传》还提出理、性、命三个范畴，成为后儒特别是宋明儒家建立其理学体系的重要来源。一是人对天而言，便是继之者善，成之者性，即实现自然界赋予人的目的，完成人之所以为人之性。
天有天之道，地有地之道，人有没有人之道？天之道在始万物，地之道在生万物，那么，人之道又是什么？所有这些，都是《易传》所要讨论的问题。三者不易，即认为易虽讲变化，但这变化之道却是永恒不变的，这也可以说是以不变应万变。可见，称天地为父母，是有哲学意义的，人类生命确乎是由天地自然界给予的，人对自然界有一种崇敬之心，这是毫不奇怪的，奇怪的是，人类从自然界获得生命，反而傲视自然，以为自己了不起。天之大，具有无限性、永恒性，所谓天地之道恒久不息，就是形容其无限永恒之意义的。
命真正是连接天人的自然目的性之所在。它是从人的生命存在出发去理解自然界的。之所以如此，就因为天即自然界，是一切生命之源，也是一切价值之源。就这一层说，又有两方面。
这可说是万物生成与人类进化的一幅自然历史图画。天且弗违，况于人乎，况于鬼神乎。
柔刚显然是同阴阳对应的，但阴阳是无形的，多以气言之，故为天之道，柔刚则是有形的，多以形言之，故为地之道。这所谓父母，是指宇宙自然界这个大父母，不是指人类家庭中的父母，是讲人与自然界的关系，不是讲人类自身的血缘关系。
意义虽是由人创造的，目的也是人的目的，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，人的创造、人的目的又是从何而来？答案只能有三种：一是由上帝或神给予的（自然神论包括在内），或精神实体给予的，这是宗教神学或理性化的神学所主张的。后来的中国哲学如玄学、佛学与宋明理学，有本体论之说，特别是宋明理学，提出一个道德本体与宇宙本体，作为人的生命存在及其价值的最后根源，但这所谓本体，同西方哲学所说的本体（即实体）是不同的，这种不同与《易传》哲学是直接有关的（理学家们都以《易传》为其理论来源与基础），而《易传》哲学虽然提出了形而上者谓之道以及太极生两仪之说，但就其理论意义而言，则是讲生命过程的，是讲人在自然界的生生不已的过程中究竟居于何种地位，应起何种作用。性与命又是相连的，《易传》虽然没有提出天命之谓性那样的命题，但这一思想是清楚的。也就是说，周易不是一般地讲世界的辩证法，也不是一般地讲宇宙模式，而是落在生命上，所谓乾坤、阴阳、变化等等，都要落在万物化生[3]上，最终落在人的性情、性命上。一是指当时人们所能观察到的宇宙空间，似与天文学、宇宙学有关。这里有一种进化的无穷过程，这种过程具有道德目的性意义，就是说，自然界的生成变化是向着一个有序化的目的进行的，人的仁义之性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。
这样做的结果，当然不只是创造出纯客观的自然哲学，而是人与自然合一的生命哲学。这里所说的天，具有超越义，但并不是实体，它无非是宇宙自然界的全称，是一种哲学的概括。
《坤·象辞》说：君子以厚德载物。有敦厚的仁德，便能爱万物。
《易传》十篇虽然都在讲易，但其他各篇都没有明确提出并回答易是什么的问题，只有《系辞下》的生生之谓易，是对易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最直接最明确的回答，也是对易的根本精神的最彻底的说明，也可以说是对易之何以为易的一个最明确的定义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并且仅仅在这个意义上，《易传》将天地比之为父母，并没有其他任何神秘的意义。
这就是《易传》讲三才之道的义蕴所在。当然也不排除相反的可能性，即先有《说卦传》说明三才之道，后来的《系辞下》不必再说了。《易传》不仅用天、地代表自然界（亦可称为宇宙自然界），而且看到天地自然界的生命意义，这才是《易传》自然观的特点。这不仅是一个价值推论，而且是自然演化的事实。
这应是人性的真正实现，也是仁的目的的实现。阴阳作为天之道，是两种普遍的要素或成分，同时又是两种最基本的功能或作用。
这里，天确实有一种神圣性，人对天有一种敬畏感，人的宗教情感在这里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表现。可见，《易传》讲存在哲学，是有道德意义的，是要追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。
人们说，大地是人类的母亲，这不只是文学语言，也是真正的哲学语言。所谓成性，便蕴涵着对万物的爱，对万物有一种义务。
《系辞下》说：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。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总而言之，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，也都符合《易传》的精神。所谓顺性命之理，就是指人而言的，但性命之理就其根源而言，又是与阴阳、刚柔有联系的，这种联系正是从生命的意义上说的。
人之所以能够与天地并立而为三，固然是由于人具有创造能力，占有特殊地位，但这种特殊地位归根到底是由自然界给予的，而且同时便负有一种使命。从天的方面说，天地氤氲，万物化醇。
人之德性与目的，就其最初根源或初始条件而言是由天地即自然界给予的，但要真正变成人的德性，则只能靠人自己去实现。实现了天人合一境界，对自然界的万物自然能充满爱，因为人与万物是息息相关的，人的德性就是以完成万物生长为其目的的。
人文一词是《易传》首先提出的，泛指人类文明。这既是人的责任和义务，也是人的德性所要求的，人类的知性活动应当在这一前提下进行。
